【50人论坛专家观点】徐珺：改善营商环境 促进贸易便利化

贸易金融对全球贸易及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在当今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受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贸易金融的营商环境并未得到显著改善，贸易金融业务正在逆风而行。这不利于促进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及贸易便利化。本文试就全球及国内贸易金融营商环境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贸易金融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发展的建议。

2017年，全球贸易回暖。WTO《2018年世界贸易统计报告》显示，2017年，世界商品贸易实现了六年中最强劲的增长。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4.7%，商品贸易额增长11%。亚洲贸易量增幅最大，达8.1%。

但是，鉴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全球重要市场的信贷规模趋紧的状况，WTO近期调低了对2018年及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的预测：将2018年商品贸易额增速下调至3.9%，将2019年的贸易增速下调至至3.7%。不过，全球贸易仍处于上升趋势，只是增速放缓。2030年之前，全球贸易将逐年增加1.8至2.0个百分点，这相当于15年期间累计增长31%—34%。世界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是支撑全球贸易保持增长态势的基本条件。

贸易金融对全球贸易的持续增长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供血作用。据WTO统计，每年大约有80%的全球商品贸易流是通过信贷、担保或信用保险的方式进行融资，并日益成为对服务贸易的重要推动力，支持了全球的跨国交易和中小微企业，促进了普惠经济。全球贸易融资市场规模大约为14万亿美元，其中约9万亿美元是由银行提供的。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如全球贸易融资增长10%，将会增加1%的就业率。

国际商会的调查发现，传统贸易金融具有独特的低风险、自偿性等优势，仍是助推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2017年国际商会《贸易登记报告》显示，2008—2016年，进出口信用证、托收、履约保函、出口信用保险融资等跨境贸易金融产品，一直都保持着低风险的记录，违约率、违约损失率均处于低位，违约的回收率则明显高于其他贷款品种。

部分传统贸易融资产品的交易量很大。据SWIFT估算，全球信用证、保函及托收的40%集中在亚太地区，且该地区是开立及收到信用证报文MT700流量最大的地区，约占2017年全球流量的73.3%。如果考虑到还有大量信用证不是通过SWIFT传递（部分银行通过内部通讯工具传递），全球信用证总金额将近三万亿美元。尽管信用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在下降，且交易量连续第四年下滑（2017年的交易量降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但信用证在特定商品（如机械、运输设备、大宗商品等）、特定地区贸易的结算中，应用仍非常普遍（如南南贸易中）。

然而，全球贸易融资仍然每年保持约1.5万亿美元的巨大缺口，尤其在低端市场，并且这一缺口或将长期持续。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主要经济体间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全球化面临挑战、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加大、国内外监管合规环境日益趋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经济风险同步上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贸易衰退。目前的平均增速约3%，不及前30年的一半。

商业银行的跨境贸易金融业务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商会2017年全球贸易金融调查报告显示，约70%或更多的银行在满足全球市场的贸易金融需求方面存在潜在障碍，因反洗钱监管合规、授信额度不足、国家及银行低信用评级等风险因素以及尽职调查等问题而无法受理企业融资申请的情况，并无明显改善。这扩大了贸易融资缺口。

中小企业同时遭遇贸易融资缺口和合规要求的双刃剑。受信誉不足、缺乏充足抵押担保、高违约率、金融素养不完备等自身因素的影响，加之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高，中小微企业贸易融资遭拒率持续高企，在各类客户群中遭拒率最高，2017年达到39%。但是，由于中小企业违约率远高于全球贸易融资投资组合中的违约率（通常1％以下），又进一步加剧了银行惜贷的局面。据工信部的调查，中国33.0%的中型企业和38.8%的小型企业融资得不到满足，即使获得融资，成本也显著高于大型企业。

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而良好的金融营商环境则是促进包括贸易融资等金融支持的润滑剂和基础。

世界银行2019年10月31日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跻身今年营商环境改善排名前十，营商环境大幅改善，较去年提升30多位，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名列第46位。在10个主要指标中，包括开办企业、跨境贸易等七个方面指标改善尤为显著。

但是，与贸易金融等业务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获得信贷”则排名第 68 位，尚无显著改善。“获得信贷”包括四项内容：合法权利指数、信贷信息深度指数、信贷登记机构覆盖率以及信贷信息查询处覆盖率。与此相关的债权人权利保护、担保交易法律制度的健全、信贷相关的信息共享、动产担保公示平台、统一的担保登记机构等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均直接决定了企业获得信贷的难易度，以及银行金融资产的安全性。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完善制约着企业获得融资的能力，也影响着银行提供融资的及时性及安全性。由于获取的信息来源不充分、透明度差、不对称等问题，银行在贸易金融业务贷前尽职调查、贷后管理方面举步维艰，无法及时获取企业的融资需求，也较难及时发现贷款资金风险。

近年来，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等金融犯罪形式复杂化程度加深，形势严峻。各国反金融犯罪的监管政策趋于加强，对跨境国际贸易及贸易金融影响明显。鉴于违规处罚严重（从巨额罚款到市场禁入），为规避风险、降低建立及维护代理行关系的固定成本，全球银行业纷纷“去风险”，即终止或限制与整些国家整体商业关系或者某种类型的客户。例如，某大型跨国银行因此退出了11个市场及360家代理行关系，一年内退出了5575家商业客户关系。

国际商会的调查报告发现，全球各银行总体认为，监管合规要求将是短期内对跨境贸易金融业务的最不利影响因素。约70%—80%的银行认为，反洗钱、KYC等交易对手尽职调查要求及巴塞尔协议监管要求，是贸易金融业务增长的障碍。贸易金融交易因此遭拒最高的是与俄罗斯、其他独联体国家及中东和北非相关的交易。

交易对手尽职调查的成本及复杂度一直是跨境交易中的主要难题。目前银行的合规职责已从“识别及报告”转变为“预防、识别及报告”，从而极大提高了尽职调查要求及不合规风险的标准。2018年WTO高级别贸易融资专家会议上，参会专家普遍反映，目前监管政策及现场检查执行的标准可能差别巨大，现场检查人员往往可能实质上采取更严格的标准。这种不一致被称为“明显实质性脱节”，其直接后果是：为避免监管处罚，银行会更加谨慎，导致因无法满足合规要求而拒绝的贸易金融交易业务笔数明显上升。

代理行关系受到较严重的影响。据FSB（金融稳定委员会）称，2014年以来，代理行数量显著下降，且近期的数据表明，下降趋势仍在继续，所有地区均受到代理行数量下降的影响。2011年至2017年上半年，活跃代理行关系降幅达8%。

代理行关系下降的负面影响很大，导致风险厌恶情绪更高、满足内外部监管要求的难度更大、代理行集中度更高等。

据WTO的报告，自2014年6月开始，由于代理行关系削减，全球金融机构授信额度的减少额逾800亿美元，导致融资能力下降了16.8%。目前，全球120万家代理行中，接近20万家代理行关系取消。这对依赖于代理行关系的贸易金融业务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涉及融资、结算、担保、服务类等等多方面，尤其是福费廷、国际双保理、信用证保兑、保函转开、融资性及非融资性风险参与、国际汇款、信用证通知等业务。这些国际业务或因代理行关系退出无法办理收付款、清算，或因金融机构授信额度削减而减少融资金额。国际商会的调查发现，中小企业是代理行关系终止的主要受害者，也是日益趋严的合规要求下最为脆弱的群体。

代理行关系削减将会驱使金融交易进入更少或完全无监管的渠道，降低资金流的不透明性，进而造成金融排斥，增加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的风险暴露。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对此高度关注。

FSB指出，代理行关系过度集中将会造成金融脆弱，即某些国家和银行（例如非洲地区）将只能依赖于少数银行。代理行关系是全球200多个国家3700家银行集团的核心业务。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中亚及太平洋地区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众多会员单位，都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称他们的金融生命线处于危险中。

国内金融强监管形势也在持续加强，对银行的检查频率明显增多、处罚力度明显加大。近两年来，国内众多银行因违反合规监管要求被处以重罚，尤其是在转口贸易、内保外贷及贸易融资等方面。贸易金融业务中贸易背景真实性核查的要求、内保外贷业务中的第一还款来源的确定等要求、反洗钱筛查中交易对手的核查要求等更为严格，曾经一度体量巨大的转口贸易、内保外贷业务受影响显著。由于缺少足够的核查手段，银行在贸易金融业务的办理中如履薄冰，更为谨慎。

亚太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锚地，在全球供应链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全球大约50%的贸易与亚洲相关，亚洲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在2020年达到38%。

中国在供应链金融发展方面有巨大空间。中国在全球贸易市场的地位突出，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产业配套集中度高，拥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基地。

目前全球约80%的国际贸易采用赊销方式，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余额达到13.48万亿元。因此，我国的供应链金融发展具有深厚的基础，潜力巨大，但目前发展的规模化及成熟度与发达市场仍有显著差距。

国际商会2018年的调查报告发现，43%的银行将供应链金融作为未来12个月内贸易金融发展的战略重点。但是，全球各地区供应链金融发展不均衡，北美等地区供应链金融发展速度及成效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北美63%的受访银行反馈供应链金融处于增长态势，且其供应链新客户的拓展、存量客户转换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地区，在差异化供应链金融授信或风险政策制定方面的比例也超过亚太地区。

科技解决方案的应用，可减少贸易金融业务的操作时间及成本、降低操作风险及差错率、提高贸易相关的尽职调查准确率等。目前，分布式记账技术、光学字符识别（OCR）、AI（人工智能）等技术，均在贸易金融的部分交易环节实现了应用。机器人自动化处理及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已减少了人工的最终验证及授权，缩减了60%的处理时间，并削减了70%的数据录入及筛查的操作人员数量。

但国际商会调查报告也发现，科技技术尽管已在贸易金融领域实现了部分创新应用，但各银行的数字化发展情况却有较大差异，只有3%的银行称数字化技术已成熟。其中，发达地区银行的科技技术发展相对成熟。

目前，纸质处理方式在全球仍然被广泛使用。据估算，全球每年信用证业务处理的单据多达40亿份。全球贸易金融行业使用电子提单的不足四分之一，且相关法律不完善，单据核验仍以纸质为主，仅有约7%的银行实现了无纸化。国际商会2018年关于电子提单法律地位的报告显示，在英国、美国、德国、荷兰、阿联酋、中国、新加坡、巴西、印度及俄罗斯十个国家中，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对电子提单均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对银行而言，实现成熟且覆盖范围广的贸易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可能仍有待时日。

加强与国内外监管机构的政策对话与沟通

首先，应提高监管机构对贸易金融的了解及重视，改善贸易金融的营商环境。

近一年来，我国密集出台了系列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进普惠金融，并对金融机构加大了专项考核力度。未来，贸易金融在服务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方面或将有较为良性的发展，但全球的合规监管环境等因素仍会形成较为严重的制约。

政策及监管是推动贸易金融的关键。我国银行业应加强与国内外政策监管机构、立法机构、相关国际组织的沟通，宣传贸易金融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缓解就业问题、脱贫解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监管合规在普惠金融中的政策调整。

其次，应寻求国际组织及国内外政策监管机构对缩减贸易融资缺口问题的重视。我国银行业应通过行业与国内外政策监管机构、国际组织的对话，在贸易及投资促进政策方面建言献策，提出缩小贸易融资缺口的中国解决方案，包括监管调整及与资本处理相关的风险调整，对数字化贸易及融资支持、贸易金融、供应链金融及普惠金融的研究及数据收集的资助支持，对出口信贷机构与融资方合作的支持，在GLEI（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应用上的支持等方面。

第三，应积极向国内各级金融监管部门及立法机关等就贸易金融相关的金融营商环境建言献策。由于金融营商环境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金融、立法、税务、海关、商务等政府部门的协同合作，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统筹对口管理部门，提高政策的可执行性。

目前，部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已在进行相关事项的调研工作，商业银行应抓住机遇加强对国内外金融营商环境的研究分析，提出关于“获得信贷”等类指标的金融设施基础建设的政策建议，为贸易金融营造更为有利的营商环境。

加强对国际合规监管动态的跟踪研究

商业银行应加强研究并跟进国际合规监管动态、国际组织推广的相关工具，做好风险合规管理的应对政策，加强风险防控工具的借鉴与应用，做好员工的合规培训工作，以降低合规监管中的违规、违法风险，减少沟通及时间成本，提高贸易金融产品的服务质量与效率。

由于不同的司法管辖下AML/KYC的要求不同，且缺乏清晰性，因而其风险及合规成本均在增加。G20授权FSB协调并标准化不同司法管辖下的AML/KYC的合规要求，构建GLEI体系，为参与国际金融交易的机构分配唯一编码，以加强全球参与金融交易机构的信息管理，以便于机构识别交易对手方身份，进一步改善全球金融体系监管、防范金融风险。FBS已在制定行动方案，并拟与WTO共同探讨解决方法，以更好地解决代理行关系中的贸易融资问题，进而解决代理行关系削减的问题。

尽管这些措施短期内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国内银行应加强对国际政策行动的跟进及应用研究，积极提出中国的诉求及解决方案。

加强金融科技战略的顶层设计

国家层面，应将金融科技战略纳入国家金融系统的顶层设计，并建立针对数字化融资的有效监管、完善数字化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解决目前存在的监管合规尽职调查、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等贸易金融发展中的难题，实现贸易金融的便利化，从而为贸易便利化打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银行层面，应加强多边合作，建立强有力且设计完善的数字化策略，以解决贸易金融行业日益增长的成本、监管合规压力。WTO总干事阿泽维多指出，尽管当前存在贸易紧张局面，但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以及其他技术的突破等，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贸易。电子商务、分布式记账等数字化进展，都将可能为贸易金融业务带来变革。尤其针对中小企业的普惠金融，数字化解决方案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例如可助力中小银行降低成本（比如汇款）、解决代理行关系损失造成的跨境汇付款问题，解决强监管合规要求成本增加造成的贸易金融产品收益空间受挤压问题等。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整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将可为全球贸易银行节省25亿—60亿美元的费用（以120亿—160亿美元为基数），潜在收入增长则可达20%。

谋求贸易金融创新发展

近年来，有关部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贸易便利化、支持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加强行业监管、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推进社会信用体系持续建设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而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边合作深入发展的要求。这些利好贸易的相关政策，将为我国贸易金融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及发展动力。对此，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国内外贸易相关政策的研究，谋求创新发展。

面对复杂的全球贸易及投资环境、变动的贸易金融发展相关政策环境及客户需求，贸易金融的发展已从传统的信用证等单一模式，向组合型、多功能型、用户友好型、在线即时型、全流程无缝对接型等模式转换。对此，商业银行应保持敏感性及前瞻思维，关注这些全球贸易政策、贸易金融领域包括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贸易等方面的发展变化，适时做出战略、风险、合规及产品等策略的调整。

来源：中国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