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与保理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

第三部分：与保理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

一、《破产法》中与有关保理有关的相关规定及争议问题

（一）《破产法》中适用条款索引：第31--34条，第40条（详见附后《破产法》法条）

（二）在破产程序中，目前争议较大的相关问题：保理债权与破产别除权、取回权的争议，破产管理人撤销权、无效行为以及保理优先权范围等法律问题。

债务人财产，是指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债务人财产是债务人对外负债的担保，是破产分配的前提和基础。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其财产统一由破产管理人持有、保管、处置，债权人不得单方面就债务人财产个别清偿；重整程序中，为维护债务人正常的生产经营，确保其营运价值，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就其特定财产的担保物权亦暂停行使。对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行使取回权。即取回权是指从管理人接管的财产中取回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的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对特定物的返还请求权。取回权人不参加债权申报和债权人会议，由权利人个别行使权利。别除权是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为保障其债权的实现，法律赋予其对该特定债权单独优先受偿的权利。别除权的行使，以债权申报和确认为前提，以实现债权全部清偿为限度，如果别除权的标的物在清偿被担保的债权以后还有余额的，则该余额应当归属于破产财产。

对作为保理融资标的的应收账款，是否属于债务人财产？在供应商破产时，保理商对相应标的物，能主张取回权还是别除权？如将保理认定为应收账款的转让，则保理商在法律形式上是转让应收账款的权利所有人，因此依据破产法规定，在供应商破产时，保理融资的应收账款不属于债务人财产，保理商可行使取回权。而如将保理认定为债权让与担保，在供应商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保理商可就担保的特定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故其本质上为有特定财产担保的物权。根据担保物权的属性，供应商破产时，保理商行使别除权而非取回权。

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如供应商出现情况变动，保理商认为危及自身债权的实现而行使了发送债权转让通知的权利，向次债务人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由此发生了债权权利人的实际变动。此时，如果债务人处于破产临界期或者进入破产程序，则可能涉及个别清偿、无效行为等问题。

二、商业保理与《税法》

目前我国现行税务制度，并没有针对保理行业有专门的单行规定。当下，作为一家商业保理企业应当交纳的税款种类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附加税、印花税等。

其中，增值税（以一般纳税人企业为例）由可分为三种情况：1、如果涉及保理融资的部分，按照贷款服务处理，税率6%，且不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可作为下游企业的进项税凭证进行抵扣）；2、如果单纯提供商业保理服务，按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处理，税率6%，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作为下游企业的进项税凭证进行抵扣）；3、应收债权转让，按金融商品转让处理，一年内盈亏相抵后计算销售额，税率6%，不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可作为下游企业的进项税凭证进行抵扣）。

计算方式为：应纳税额＊税率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当期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

当期进项税额＝买价＊扣除率

企业所得税（不考虑中小微企业适用的税率的情形），通常税率为25%（允许税前扣除成本、费用等）。

计算方式：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附加税分为城建附加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分别为增值税的7%、增值税的3%、增值税的2%。

印花税等税参照实际情况确定。

以上为当前商业保理行业的税收现状（金融商品转让等非标业务暂不在此讨论）。目前，许多企业反映实际税负比先前高了，导致部分利润薄的业务在营改增以前还维持成本或略有盈余，在改革之后再继续开展就要亏损，因此保理企业不得不放弃。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概念或则说是事件“营改增”。

2016年3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方案，明确自2016年5月1日起，将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建筑安装业、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纳入试点范围。自此，现行营业税全部改征增值税，历时四年多的“营改增”试点终于进入收官阶段。

在此之前，商业保理行业被定义为“金融保险业”中的一个支项，由地税部门依法征收营业税。营业税的税率为5%，计税方式为：营业额＊税率，且允许差额抵扣。而“营改增”之后，除了税率发生了变化，抵扣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正如前文所述，增值税的税额计算公示为：（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税率，而所谓进项税额是通过上游企业向商业保理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来确定的。那么问题来了，商业保理公司属于金融服务业的范畴，一般而言很少存在合法取得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抵扣进项税。增值税的税额比起营业税的税额实实在在的增长了，商业保理企业的实际税负提高了，所以利润微薄的业务就不得不放弃了。

商业保理企业在日常商业活动中容易发生的涉税法律问题主要有以下两项：

1、隐瞒销售收入，不申报，不交税的行为引发的法律问题。

隐瞒销售收入是为了减少应纳税额，从而逃避税收，违反了《增值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重情形构成犯罪的，将按照《刑法》第201条的规定构成逃税罪。

2、接受虚开发票的行为。

A、善意取得。

与其它公司发生实际业务往来，实际业务金额与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一致且用于计算当期进项税，从而计算当期应缴增值税的；或与其它公司发生实际业务往来，实际业务金额与增值税普通发票或一般发票金额一致且计算成本、费用等抵扣金额，从而计算企业所得税的。后来由于上游企业发票失控牵连导致上述抵扣凭证存疑甚至失控的，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的规定，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售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规定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购货方能够重新从销售方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的，或者取得手工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且取得了销售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已经或者正在依法对销售方虚开专用发票行为进行查处证明的，购货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应依法准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出口退税。

B、恶意取得。

如上述取得增值税发票（包括专票与普票）与普通发票的行为是建立在虚假交易（部分或全部）的基础上，也就是买卖发票。这样的行为违反了《增值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的规定处理。即，对于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无论购货方（受票方）与销售方是否进行了实际的交易，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注明的数量、金额与实际交易是否相符，购货方向税务机关申请抵扣进项税额或者出口退税的，对其均应按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处理。当接受《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的处罚，严重情形构成犯罪的按照《刑法》第二百零八条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接受刑事处罚。

商业保理业务在国内的发展时间不长，存在的问题较多，既有行业本身的问题，又存在政策与法律上的不确定性。这些年来许多关注本行业发展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与对策，逐步引起了行业的共鸣与国家的重视，为商业保理行业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希望。

当然，商业保理行业的诸多税收法律风险仍需要各位从事商业保理行业的企业家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可轻易将理论上的税务筹划应用到实际当中，否则一旦产生税务风险，对整个保理企业甚至是保理行业来说，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三、商业保理与《民事诉讼法》《仲裁法》

   （一）现阶段商业保理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是以法院诉讼为主，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尤其是管辖权、第三人及合并审理方面，且争议也比较大。

   《民事诉讼法》适用条款索引： 第17--38条；关于保理纠纷管辖权案例附后。

   （二）商业保理作为供应链金融中的核心环节，作为中小微企业重要的融资工具与渠道，其纠纷的解决，建议优选仲裁程序。

    依据《仲裁法》第2条之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并且达成仲裁协议。

    仲裁制度符合商事交易对争议解决的期待，追求效率，兼顾公平。首先，仲裁具有权威性。当事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申请财产和证据保全，由专家组成的仲裁庭不受任何人非法干预，仲裁庭出具的仲裁裁决与法院的裁判文书具有同等执行力，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仲裁裁决。其次，仲裁效率性高。仲裁适用一裁终局的制度，审限短，仲裁庭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审结商事争议 。第三，仲裁高度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哪家仲裁机构仲裁解决争议，可以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和仲裁规则等。第四，仲裁具有保密性。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当事人协议公开审理的才公开审理。仲裁庭审理案件时，只允许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参加，不对社会公开，不允许其他人员旁听，不允许新闻报道和采访，保密性极强。

    选用仲裁路径解决商业保理纠纷，也存在强势的基础交易合同的买方难以加入仲裁的不足，商业保理公司难以要求其接受与商业保理合同同一的仲裁条款。现行仲裁制度下，仅小部分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制定了邀请利害关系人参加仲裁的制度，如《海南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规定了相应的“仲裁邀请”“临时仲裁”等制度。

    除此之外，此种不足还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克服。就发生的商业保理纠纷而言，商业保理纠纷的风险多因虚构基础交易等欺诈行为，在这一情形下即使没有买方加入仲裁，也不影响仲裁庭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作出公正的裁决；另一方面，在商业保理业务开始之初，各方协商业务条款的意愿较高，商业保理公司可以通过向基础交易合同的买方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的程序或者将其列为商业保理合同的当事人，设计仲裁条款使其加入仲裁。

    在第12-14期保理司法判例分析报告分析的商业保理判例中，52.7%的商业保理商选择只诉求卖方（含担保人）承担回购责任，胜诉率高达99.1%；而将买卖方列为共同被告的案件26.1%中，胜诉率为61%。部分商业保理业务如隐蔽保理（Undisclosed Factoring）模式下，卖方与保理商签订商业保理合同时并未使买方知悉，即买方债权之转让未通知债务人，买方常以合同法第80条作为抗辩。

   因此，如何使买方同意进入商业保理仲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先行协商仲裁

   买卖双方在基础交易合同业务开始之初，协商普遍意愿较高，卖方可与买方先行协商，由买方成为商业保理合同当事人或另行签署仲裁管辖条款。

   2、采用示范条款

   根据不同的标准，商业保理有多种分类方法。

   其一，根据商业保理商是否提供融资，可以分为融资保理和非融资保理。融资保理即商业保理商以应收账款转让为前提，提供贸易融资的保理；非融资保理则不提供贸易融资。在非融资保理情况下，商业保理商无需从基础交易的债务人处获得款项，因而非融资保理的商业保理合同，可采用示范条款为：“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海南国际仲裁院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其二，在融资保理中，依据商业保理商在特定情形下是否能够要求卖方回购，分为有追索权保理和无追索权保理。据此，可以商业保理合同中写入如下条款，构成基础交易合同争议的仲裁协议，或签订内容相同的独立仲裁协议。

   （a）有追索权保理。有追索权保理即商业保理商在应收账款到期（或出现保理合同约定的加速到期条款现象时），且无法从债务人处足额收回时，可以要求转让人（即卖方）回购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在此类型下，可在商业保理合同中可列明条款：“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海南国际仲裁院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b）无追索权保理。无追索权保理即商业保理商在应收账款无商业纠纷等情况下到期，且无法从债务人处足额收回时，不能要求转让人回购应收账款的保理业务。卖方可于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中列明“卖方提出，因履行本通知所列基础交易合同引起的或与本通知所列基础交易合同有关的争议，均提请海南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如贵方同意这一变更，则本通知及回执共同构成卖方与贵方就解决本通知所列基础交易合同争议的仲裁协议。”

其三. 在融资保理中，依据应收账款转让时，是否将应收账款转让事实告知债务人，可以分为明保理和暗保理。明保理即在应收账款转让时，告知债务人应收账款转让事实的保理；暗保理则未告知。明保理可依据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保理的具体情况采取仲裁示范条款；采用暗保理且属无追索权保理的情况下，商业保理商可随时依据具体情况，向债务人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在其中列明相应的仲裁示范条款。

3、仲裁邀请制度

依循《海南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的“仲裁邀请”制度：买方与卖方、保理商之间没有仲裁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通过海南国际仲裁院仲裁庭邀请另一方当事人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可以进入仲裁程序。

第三节 商业保理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

所谓法律关系，是指基于一定的法律而产生的由法律规范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

依据不同的标准，法律关系可以划分为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三大类。

国内保理业务具体表现为财产流转关系，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他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构成。

一、保理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

（一）国内保理业务的主体

国内保理业务的主体，是指参与国内保理民事法律关系，享有一定民事权利并承担一定民事义务的人。按照国内保理业务的法律模型，其法律主体至少包括保理商、销售商和买方三方。具体分述如下：

1、保理商：指根据为实现对销售商应收账款的保理而订立的协议、对销售商的应收账款进行保理的一方。保理商通常为销售商提供销售分户账管理、预付款、应收账款催收等服务。

根据国内保理业务是否由两家商业银行或商业保理公司共同合作完成（双保理），可以划分为卖方保理商和买方保理商。卖方保理商是指直接与销售商订立保理合同的保理商，而买方保理商则指同意收取销售商所开出的发票并受让卖方保理商应收账款的债权，依据惯例应对该应收账款履行付款义务并承担风险的一方。买方保理商通常只提供应收账款催收、信用销售控制和信用风险担保等服务。

2、销售商：即买卖合同中的卖方，指为买方提供货物或服务，并对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开出发票，其应收账款由卖方保理商保理的一方。即保理申请人。

3、买方：指在买卖合同中，购买销售商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并对该项交易的产生的应收账款承担支付义务的一方。在公开型保理时，买方因知晓保理合同且受合同效力的约束而成为国内保理业务的法律主体。

（二）国内保理业务的客体

保理业务的客体是指国内保理业务主体享有的一定民事权利和负有一定民事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主要有物、行为、智力成果及人身利益四类。国内保理业务的核心在于债权的转让和债权的实现，而债权的转让则构成了国内保理业务的基础。所以，国内保理业务的客体应为应收账款及其产生的金融服务行为。

（三）国内保理业务的内容

保理业务的内容是指国内保理业务主体享有的一定民事权利和负有的一定民事义务。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保理商享有向买方收取货款、获得利润差价、转让债权等权利，同时也要承担向销售商支付货款、销售分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等义务。

（四）国内保理业务主体之间的关系

1、卖方保理商与销售商的关系：双方签订保理合同，约定信用风险担保、提供保理预付款、销售分账户管理等内容，形成直接的债权转让关系。

2、销售商与买方的关系：双方签订买卖合同，货物的销售采用赊销的方式进行，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3、卖方保理商与买方的关系：双方没有订立任何合同，但因卖方保理商或者销售商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而与卖方保理商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4、卖方保理商与买方保理商的关系：双方订立协作合同，共同完成一项国内保理业务，双方形成代理和债权再转让关系。

二、保理法律关系的主要特点

（一）一般存在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

保理是债权人基于与债务人之间的买卖合同、服务合同等基础交易合同，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合同，约定将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就受让的应收账款向债权人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保理业务中涉及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保理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等基础交易合同。两个合同中涉及三方当事人，包括债务人（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人）、债权人（基础交易合同中的债权人，同时也是保理合同中的应收账款出让人）、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或商业保理公司，即保理合同中的应收账款受让人）。

（二）保理融资功能应用最为广泛

近年来，随着购货商赊销付款逐步成为主导结算方式，大量应收账款不可能及时变现，保理业务拓宽了融资渠道，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融资在保理业务中所占比例近80%。

（三）保理商通过受让应收账款债权取得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

保理以应收账款转移为前提，保理商受让应收账款，取得债权人地位。保理商依据与债权人签订的保理合同以债权人身份对应收账款进行持续性的监督管理，如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等。

（四）债务人付款是保理融资的第一还款来源

债权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后，保理商为债权人提供资金融通款，包括融资贷款和应收账款转让预付款。保理融资应以债务人对于应收账款的支付为第一还款来源，并非债权人直接支付款项。只有债务人未依约履行还款责任，保理商才可依保理合同约定向债权人主张相关权利。

（五）保理商在一定条件下对债务承担有条件的坏账担保

在无追索权的保理中，保理商根据债权人提供的债务人核准信用额度，在信用额度内承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并提供坏账担保责任。债务人因发生信用风险未按基础交易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应收账款时，保理商一般情况下不能向债权人追索。

三、保理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

构成保理法律关系，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一是保理商必须是依照国家规定、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和商业保理公司；二是保理法律关系应当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为前提；三是保理商与债权人应当签订书面的保理合同；四是保理商应当提供下列服务中的至少一项：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如果保理商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名为保理合同，经审查不符合保理合同的构成要件，实为其他法律关系的，应按照实际法律关系予以处理。

四、保理的法律性质

保理是商业实践的产物，而非形成于现代法律规范。一旦保理业务发生纠纷，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法律角度认定保理业务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明确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当事人之前权利义务分担的法律基础。对于保理业务的法律性质，存在多种学说。主要包括：委托代理、债权质押说、让与担保说、债权转让说等。

委托代理说认为：保理具有商事代理的性质，基于保理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保理商作为代理人销售货物，或者以货物为担保筹集资金。该学说起源于早起英国《保理商法》，但是随着保理业务的不断创新，现代保理业务中的保理商已经脱离了对货物的实际接触，逐渐向融资功能倾斜。委托代理说仅能解释保理的账款催收、账款管理等附加功能，对于主要的融资功能未能涵盖。故委托代理学说已被保理业务的实践发展远远抛在身后。

债权质押说认为：保理业务为供应商以自己销售货物产生的应收账款作为质押标的，为其向保理商的借款设定质押担保[ii]。如供应商到期无法归还借款，则保理商可向供应商主张债权，并就设定质押的应收账款优先受偿。债权质押说虽然对保理的融资属性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是不符合保理的实际操作特点。首先，保理以供应商转让其应收账款所有权为前提，而应收账款质押并不发生应收账款所有权转让的效果。该学说完全忽略了保理中作为手段因素的所有权转移之法律外观形式，将其作为担保物权，强调其担保实质而忽略其形式、割裂其设立手段与担保目的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次，在债权清偿顺序上，保理期限届满，如供应商逾期未归还保理融资款，则保理商有权就受让的应收款直接受偿。而在应收账款质押中，作为出质人的供应商仍应先行承担还款责任，只有在出质人不能履行归还义务时，保理商才得以就质押的应收账款主张优先受偿。最后，设立方式上的差异。根据物权法规定，应收账款质权的设立需签订书面质押合同，并且办理质押登记手续。而法律并未规定保理的设立需办理登记手续。实际操作中保理商虽会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进行登记，但登记内容为债权转让而非债权质押。

债权转让说认为：保理的性质是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即供应商将其持有的应收账款债权通过保理合同转让给保理商，保理商通过支付一定对价，替代供应商取得应收账款债权人的地位。债权转让说虽然比较符合保理的实际操作特点，且实务操作中亦多将其作为债权转让进行认定。

债权让与担保说认为：保理，系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手段，对保理商向供应商发放的贷款而设定的一种担保物权，即供应商将其所有的应收账款债权转移于保理商，保理商向供应商发放借款。在借款债务清偿后，应收账款应返还于供应商，在债务不履行时，保理商可以就应收账款取偿[iii]。让与担保，顾名思义，既有让渡权利的成分，又有债权担保的因素，即结合担保性和让与性于一身，又克服了债权转让说和债权质押说各自的缺点，克服了债权转让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缺陷，又符合实际操作中保理实际上为一种债权担保的本质属性。供应商在转让应收账款后，仍旧实际控制、支配所转让的应收账款，避免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而保理商通过取得让与担保物权，确保供应商支付不能时其优先权的实现，同时也避免了典型担保物权之设定所例行之公示程序及其实现所需履行的强制程序，以节省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

然而，有学者认为，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应由法律统一规定。任何人不得依自己的意思自由创设物权。我国物权法上并未规定让与担保的物权形式，故其违背物权法定主义而无效。也有学者认为，让与担保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与债权人为担保手段的特性违背了担保物权中“禁止流质契约”的规定，应属无效。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专家建议稿》中，让与担保被列为与抵押、质押、留置相并列的典型担保物权，而最终物权法编纂时并未将其纳入。

上述各种学说列举，仅为参考。并作为思考题供学员研究与讨论。

本章思考题

对于未来应收账款的转让的效力，国际法律法规及我国的司法实践都认为未来应收账款转让生效的前提是被转让的未来应收账款具有确定性，你认为此处应当如何认定“确定性”的标准。

本章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法释（2020）15号】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法释（2020）24号】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担保制度的若干规定 【法释（2020）28号】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9、天津高级法院关于保理纠纷的审判纪要（一）（二）

10、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纠纷的裁判指引”